塞外驼铃
——馆藏关山月1940年代
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

展出地点 | 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
展出时间 | 2020年7月10日-8月1日
主办单位 |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敦煌研究院
协办单位 | 关山月艺术基金会
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敦煌研究院团队
 

展览总监：罗华庆
展陈总监：娄婕
展览统筹：李涛、罗遥
展览实施：刘斐、梁旭澍、王海云、高万东、苟泉、冯志国、牛兴虎
公共教育：蔺君如、华尔洁、李梦玉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团队
 

总策划：陈湘波
学术主持：黄宗贤
展览总监：文祯非、王坚
策展人：丁澜翔
联合策展人：庄程恒、陈俊宇
展陈策划：程平
项目统筹：王新妮、陈麒仲、骆文华、鲁珊
推广教育：周怡、许中云、陈濯非、戴榕泽、刘乐、陈昉
展览实施：蓝良才、李倩凝、王娟、曹玉洁
财务统筹：梁莉
数字化：肖竹青、石一杉
文献支持：艾姝、李涵、陈旭
视觉设计：图壤设计
 

展 览 前 言
 

西北曾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然而，随着历史变迁，西北一度模糊在世人的视觉焦点之中。20世纪30年代，抗战的压力和民族的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去面对、认识和了解西北，去探索中古时代的文化根基。尤其是敦煌的发现，令李丁陇、张大千、赵望云、常书鸿、关山月、张振铎、董希文、吴作人、韩乐然等美术家为寻求民族艺术的传统文脉,守护民族艺术尊严,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前往敦煌游历写生、考察临摹。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增强了民众对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推动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

1943年，关山月携夫人，与赵望云、张振铎，历尽艰难，辗转跋涉，经河西走廊，入祁连山，出嘉峪关，到达敦煌临摹壁画。在这一非凡的写生旅程中，关山月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岭南地域风貌的视觉体验。敦煌壁画的独特风格、雄浑瑰丽的西北景色和多民族的奇异风俗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关山月美术馆以馆藏关山月1940年代的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的作品为基础，联合敦煌研究院，推出专题展。该展已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

我们试图以新的视角来探讨和研究关山月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重新认识那一代美术家的艰难探索和实践。这启发我们反思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发展、本土与世界等问题；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与价值建构提供新的资源。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通过这个展览，我们期望将关山月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置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之上，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具体的人文滋养与支撑，将文化的力量熔铸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陈湘波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
 

《塞外驼铃》挂轴 60×45 cm 纸本设色 1943年
 

 引子：一个展览和一本书 
 

1945年1月13日，关山月在重庆举办“西北纪游画展”，展出西北写生以及临摹敦煌壁画作品100多幅。郭沫若为《塞外驼铃》和《蒙民牧居》两幅作品题诗作跋。是年八月，关山月在成都举办“西南、西北写生和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于右任为《鞭马图》题词：“冰雪生活，英雄气度，勒马沙场，祖国永护。”在重庆和成都举办的纪游画展是关山月西行写生的阶段性总结，而后于1948年8月8日出版的《关山月纪游画集第一辑•西南西北旅行写生选》正是最好的记录。

《关山月纪游画集·西南西北旅行写生选》1948年
 

时空交汇，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抚书观云烟，再次回到当年的情境。依然是由这些作品集合的展览，由这本画集作引，通过它和它展示的作品联系期间的人与事，回望那段不平凡的艺术旅程，感受烽烟时代中的文化清流。


 

 向远西行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的文化艺术力量被动进行重新调配、流转与整合，也促使中国美术家的艺术观念与视野发生了重要转换。

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青年关山月追随高剑父避于澳门，随后决意别师起行，辗转粤、桂、黔、云、川、渝，践行”行万里路”，沿途举办抗战画展。一九四二年，关山月抵达重庆，举办抗战画展，期间结识赵望云。在赵望云的引荐下，关山月前往成都，住进督院街法比瑞同学会，与马思聪、吴作人、庞薰琹、刘开渠等为邻。在成都，关山月全身心地投入到写生、创作和筹备画展之中。同时，他也积极同流寓成都的文化人士交游。一九四三年夏，关山月收到师叔陈树人来信，得知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已决定聘任自己为美术教授。因有赵望云西行之约在先，同时为了继续”行万里路”计划，关山月向师叔婉辞作别。夫妇二人遂与赵望云、张振铎向西北进发，奔赴敦煌。

《鞭马图》 163 ×160 cm 纸本设色 1944年
 

 河西走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最深重的苦难和动荡，众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或毅然奔赴战区，或随国民政府西迁，艰难辗转跋涉于中国的西南与西北地区，形成独特的文化迁徙现象。此时，关山月与赵望云、张振铎一行正从西安经兰州一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唯一的同时衔接起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这四大区域的走廊与过渡地带，是我们观察并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互构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切入点。自张骞”凿空”西域，这条狭长的要道便已然进入汉帝国的视野，而后经历晚清民国时期的现实危机，这种文化融合与民族国家的视角则更为凸显与重要。

关山月一行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又折入祁连山，西北民族的真切生活场景在岭南关山月的笔下转换成跃马奔驰、塞外行旅、驼运休憩等母题。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考察游记中所体现的民族学的意义，更超越他族/我族、原始/现代的对立叙述，呈现了西北真实的社会景象。

《北国牧歌》47×55 cm  纸本设色  1943年
 

敦煌烛光
 

经过河西走廊的艰难跋涉，关山月一行终于到达目的地：敦煌。在莫高窟皇庆寺，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面对精彩绝伦的敦煌壁画，关山月被完全折服，他立即投入到临摹与研究之中。为了延长工作时间，关山月妻子李小平不辞辛苦，替他秉烛掌灯。晚年，关山月手书”敦煌烛光长明”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敦煌壁画的发现和临摹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敦煌壁画的画法和气韵无疑丰富了民族绘画的形式，并为其提供了变革的依据。这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临摹活动。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并没有在绘画技法上作严格的探讨，而是运用写意画的技法，以意临的方法来临摹的，他实际是以敦煌壁画为依据，通过自己的分析、研究、理解和体会，立足自己的角度，来重新演绎敦煌壁画。他往往根据主观要求来表达自己对敦煌壁画的理解，来表现不同时期敦煌壁画的内在精神。

《二百四十八洞·释迦舍身图之一》 24×30 cm  纸本设色  1943年
 

冰雪生活
 

临罢敦煌，已入隆冬，关山月与妻子李小平暂别赵望云、张振铎，冒风雪前往青海继续他的西北纪游写生之旅。

关山月以岭南写生之法入画，描绘西北民族的雪域山水与异域风情，是传统雪景山水的现代表达，既突破了中国画的技法，亦展现了真实的中华多民族融合的丰富本相。”行万里路”的意义于其而言已不仅仅是游览名胜，体验风光，而是”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的真切感知。

他将一个原来抽象、模糊的边疆视觉化，西北已经不再是失语和被想象的地方，而是一个流动的，多民族的地域；并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联系。”冰雪生活”象征着西北民族强健气质的“英雄气度”，是关山月西北写生中民族观念的集中体现。

《黄河冰封》33×43 cm  纸本设色  1943年
 

 
回 望

一九四三年，关山月一行前往敦煌临摹，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关山月夫妇拿出罐头，搭配常书鸿自制的”法国葡萄酒”，举办晚会，畅谈敦煌艺术的伟大。如今，漫步在敦煌的戈壁上，他们把酒当歌、高谈阔论的豪情似乎就在身边流淌。一九九三年，关山月出版《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常书鸿还撰文《敦煌壁画与野兽派绘画——关山月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赞》纪念这一段艺术史上的佳话。数十年后，关山月与敦煌的结缘、与常书鸿的友谊，延续到了敦煌研究院和关山月美术馆两家单位。二〇〇五年，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石破天惊”展览，敦煌研究院提供了藏品的支持和学术的指导，这是两家单位第一次合作。二〇一二年，敦煌研究院到关山月美术馆举办”博蕴华光——敦煌艺术展”，轰动一时。近些年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和推广敦煌艺术上的成就举世瞩目，关山月美术馆亦通过深化策展、收藏与研究工作获得业界认可。七十七年前，在冰冷昏暗的洞窟中就着烛光临摹的关山月，也许未曾想到敦煌艺术会给现代中国艺术的变革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更无法料到，若干年后，他认真临摹和精心保存的临本会再次回到敦煌展示。不仅如此，这个展览还完整地还原了他整个西北之行的艰难旅程与创作。

“塞外驼铃”专题展是敦煌研究院与关山月美术馆多年来友好合作的新的起点，展览的实施离不开敦煌研究院同事们的鼎力支持。他们热情认真，一丝不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具体的帮助，关山月和常书鸿的友谊仿佛在展览团队中得到了延续。

《西北写生》34 ×45 cm 纸本设色 1944年 
 

 结束语
 

关山月先生于抗战时期，身处民族危难与文化追寻的复杂情境中，坚持其”行万里路”之志，出山远行，深入民族民间，一路作画办展。这是细腻而恢弘的艺术故事。我们努力通过展览勾勒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风貌与精神，借由关山月的绘画和经历回溯历史的温度。

西北之行对关山月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此后，关山月常用西北的图式来指代祖国的北方地域，他通过西北写生建立了对国家地域、地理和民族观念三者的联系，西北的图像、素材与行旅经验被转化为地理记忆与民族认同。西北对关山月来说不仅意味着一段写生的旅程，更是艺术人生的升华。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抗战时期将艺术视野转向西北是那一代艺术家的文化自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从西北的多民族生活形态和汉唐艺术遗迹中探寻文化根基，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这不仅回应了五四运动以来”美术革命”对文人画的质疑，从民族民间艺术中获取中国艺术再生和转换的原料；亦反思了汉族中心的观念，促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抗战时期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在民族危机下对中国传统再认识的过程，是一次伟大的传统复兴运动。对照当下，前辈艺术家们艰难跋涉、苦苦探寻的正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文化自信”，他们的画作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的景况，正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说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一目标。